蓝翎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他1931年出生于山东单县杨集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父辈在地里爬，土里滚。那个地方解放得早，他17岁那年，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一所训练班式的干部学校在本地招生，他幸运被录取。从此，蓝翎走出了度过童年时期的农村。

　　后来这所干部学校并入山东大学，他转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当年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就在这时候，好运突然降临到了这个年轻人头上。原来，他和山东大学的同学李希凡两人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几经周折，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本来，这是关于红楼梦研究不同意见的一般讨论。不料，这件事竟传到了当时正热衷于抓意识形态斗争的毛泽东那里。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其他同志，尖锐地把这件事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红楼梦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了一件轰动文坛的大事。在《红楼梦》讨论后不久，紧接着又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拉得越来越紧了。
　　《红楼梦》讨论使才23岁的“小人物”蓝翎一举成名。一向爱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经过多方设法，把蓝翎调到了《人民日报》社，分配在文艺部当编辑。蓝翎的命运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有一段时间，部领导要蓝翎负责杂文专栏的编辑工作。搞杂文，在那个年代是既有战斗性又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蓝翎在这方面毫无提防，毫无顾虑地积极工作起来，组织文坛上的知名人士写稿。这些杂文大受读者的欢迎，也给蓝翎很大启发。于是他一面继续组织作者撰写杂文，同时自己也动手写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料到，不久，就是由于一篇自己写的没有发表的杂文招来了大祸。

　　1957年上半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突然变成了朔风怒号的寒冬。整风运动转变为一场无情的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编辑部各部门纷纷起而抓右派，大字报贴满了楼道两侧。但斗争发展不平衡，有的部门的领导人斗争性强，揪出的右派就多。比如记者部，挖出的右派最多，属全社之冠。而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为人厚道，对部下从来和颜悦色，不整人，部里只勉强揪出一个右派漫画家沈同衡。可是，某些反右积极分子于心不甘，他们在底下说，别的部门右派揪出了七八个，五六个，为何文艺部只有一个？显然部领导人有右倾思想。

　　事有凑巧，国庆节前，编辑部收到了《北京文艺》杂志社的一封检举信，检举者本人已被打成右派。他在信上说，《人民日报》蓝翎曾经给他们写过一篇杂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他们未采用，退还给了作者，“这篇杂文恐怕有问题”。反右积极分子拿到这封检举信如获至宝，他们既不去向蓝翎核对事实，也不问原稿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上刊登了检举信。紧接着，就在编辑部大楼里贴出了大批大字报，责令“蓝翎必须低头认罪”。

　　蓝翎的这篇杂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56年10月10日的《辽宁日报》上刊出了一篇《小兰之死》的报道，揭露了辽宁绢纺厂严重的官僚主义，把一个19岁的女工迫害致死的事件。《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作家菡子写了篇《为小兰呼冤》的杂文，由蓝翎编发，在《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也博得了好评。蓝翎觉得菡子的文章意犹未尽，他就又写了一篇，在本报不便发表，刚碰上《北京文艺》来约稿，就给了他们。这篇杂文的意思是，官僚主义不仅是一般的作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它还会酿成流血惨剧的。尽管蓝翎的文章并无错误，可是某些人却把文章掐头去尾，硬是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加上他写的其他几篇杂文，一概如法炮制。几年前曾经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年仅26岁的蓝翎，终于被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初冬的一天，我和蓝翎等几个人一起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

　　1961年4月，我们先后被召回报社。我与蓝翎都还戴着右派帽子，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我们都被重新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河南商业部门，改了行，我被留在报社。从此一别就是十余年，我一直深深怀念这个耿直而富有正义感的共过患难的朋友，我估计在10年“文革”里，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1976年，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结束了厄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途。1978年，党中央宣布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人民日报社29个右派全部回归人民队伍，蓝翎当然也不例外。整整二十年苦涩的右派生活至此结束。对于那篇曾经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倒霉的杂文，在改正结论里是这样写的：“他是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小兰之死’等材料写成的，是针对当时辽宁绢纺厂兰培初被逼自杀等具体事件而发的议论，并没有把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和整个党等同起来，也没有把此事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严惩杀人者。”实事求是来得多么不容易啊!如今，蓝翎已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想他撒手西去时的心情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在改正后的十几年里工作得十分出色，担负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出版了多部杂文集和其它著作，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他去世后，报社党委给予了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很高评价。

　　（王国天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作者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