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右）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左）在对话前握手。当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率团参加此次对话。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３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１日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此间将于１６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环球》杂志刊登题为《“战略对话”预示中美关系未来路向》的文章，指出这次对话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现将文章摘发如下：

    虽然叫法上有一点微妙的差异，但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一次“战略对话”，体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本质要求和双边关系的必然趋向。其中蕴涵的深远意义，无论迄今为止已经作了多么充分的揭示，都必然在未来的岁月中进一步显现出来。

    已经确定，第二次“战略对话”年内在华盛顿举行。这意味着，虽然有此次对话的起因主要在于一方意向这样的背景披露，还有今后是否遭遇另一方国会议员反对这种对前景的忧虑，但可以确信，中美之间一个全新的高层磋商机制已初步确立。

    “有益”、“建设性”、“非常成功”——这样的措辞反映了双方对此次对话成果的满意度，但实际上，舆论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于形式而非内客。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这次“战略对话”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

    同时，这次“战略对话”的重要意义也远远超越中美双边关系本身。一段时期来，国际舆论日益形成的一个共识，用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柯克的话说，即“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是２１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也正如美国《大西洋月刊》６月号的一篇文章所言，中美博弈“将确定２１世纪的性质”。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崛起”就成为国际舆论的一个话题，但直到最近，世界才开始正视“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崛起”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各方舆论对此结论基本不持异议。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罗伯特·韦克斯勒最近说，“无论有没有美国，中国都将崛起”。这体现了西方理性舆论的一种普遍判断。

    但是，对于“中国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识上的巨大差距。由于大国崛起冲击国际格局特别是现存大国的确是世界历史的某种规律，于是就形成一种从概念出发的假设，即“中国崛起”等于“中国威胁”。这种想当然的思维模式，除了确有某些别有用心的恶意因素在起作用之外，更多的问题则在于缺乏严谨的理性分析。

    对中国来说，“崛起”不过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就是在２１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新革命”或“中国崛起”的解读更为朴实：“关键是让普通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约瑟夫·奈把“中国崛起”称为中国的“重新崛起”，因为这不过是“回到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水平”。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崛起”的合理性。

    但要看到，不管中国人认为“中国威胁”的论调多么可笑和可气，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迅速崛起及其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关切，却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关于“中国崛起”的种种不安、疑虑乃至恐惧，并不是通过我们不厌其烦的真诚表白就能完全消释的。

    这也正是“战略对话”的意义之所在。无疑，中美关系进入了一种“战略关切”时代。一方面，两国之间尚不具备理想境界的互信、互谅；另一方面，两支战略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重磅地位，又不允许因为彼此误解和误判而发生可能危及两国根本利益以及地区和世界安全的战略性失误。

    可以说，“战略对话”是中国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和美国有效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性选择。对未来中美关系的乐观估计，不是出于对更多的善意或友情的主观期待，而要建立在对双方战略利益相互确认的客观基础之上。可以肯定，决意搞垮对方的念头既是危险的，也是愚蠢的。

可以预见，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定位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甚至进一步趋于激烈。但以“战略对话”为标志，中美关系将驶入一个更加可靠的轨道，这同样是可以预期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