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推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同时，在政治上竭力破坏民主共和制度，于是孙中山毅然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于1914年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并先后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不断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罪行。此后，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挥师北伐，不屈不挠地同封建军阀展开了长达6年的斗争。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奋起抗争过程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广大群众之中。他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提出争取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二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在民权主义中，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明确指出其含义：一是给反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以自由权利；二是剥夺效忠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团体或个人的自由权利。要建立一个最新式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的共和国。民权主义还强调使政治机构民主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实行新的选举制度，使人民能够真正参加管理政权。在民生主义中，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主要原则。平均地权即在核定地价、增价归公的基础上，对缺乏土地而沦为佃户的农民，由国家给予土地，资其耕作；节制资本是指“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对于工人，则由国家“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会后，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有了质的飞跃和巨大的进步。在民族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所突出的是“反满”，矛头指向清王朝；新三民主义则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在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因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它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旗帜，这是孙中山在开拓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上迈出崭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