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速记百年史》记述：一、一九二一年由罗常培应用蔡璋式速记为梁漱溟山东讲学《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记录整理成书，二，一九二四年由黄昌谷应用张才式速记为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记录整理成书，三，一九四二年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速记室主任张重应用汪怡式速记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成书，这三部书被列为《早期中文速记应用史上的三部里程碑记录》。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旧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重要文献。孙中山在该书的《自序》中并明确说，讲演是“由黄昌谷君笔记之，邹鲁君校读之”，最后由中山先生亲自校阅审定。所以该书的笔（速）记者为谁，这应是毋庸置疑的事。

　　 然而成书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铁案，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居然也出现了“否定”的声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笔者有机会见到一部一九八三年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由台湾著名速记学者许师慎编著的《中文速记》称：“林春华在民国十三年记录国父三民主义演讲”。这个说法顿时令笔者目瞪口呆，不知其为所据而云然。许师慎不仅是台湾速记界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党史研究学者，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政府时期）他就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史史料征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他应该对国民党史有更多的正确了解，何至对孙中山本人已经明说的重大事件另作别解呢。

　　为此，笔者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团结报》发表《“三民主义”讲稿的速记者是谁？—与台湾许师慎先生商榷》文章刊出后，得到很多读者的反映，纷纷来信表示意见。在该报选刊的读者来信中，有一封署名康乐的读者来信还提供一则重要的信息，说曾见黄昌谷在他晚年撰写的《三民主义笔记之经过》一文中记述到“……自己拟有一套‘速记符号’……”这则信息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因为早期中文速记方式素有“北蔡（璋）南张（才）”之分。即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北方通用由蔡锡勇之子蔡璋修订的蔡式（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者的罗常培即曾师从蔡璋为该式杰出传人），南方广州革命政府则通用当时流行省港地区的张才式。大革命后南北统一成立了南京政府，蔡璋率其部分子弟南下就任立法院速记长，从此两式合流。此后蔡式逐渐淘汰，国民党政府机关通用以张才式速记为主。因此，康乐读者信中透露黄昌谷自有一套速记符号（方式）之说，当为中国速记发展史上一则新发现的史料。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国民党党史研究学者、速记学者的许师慎决不会凭空制造一个新说标新立异糊弄人们，他是否确实另有所据呢？看来这是一个史学届需要澄清的问题。

（原载《团结报》2005年1月4日星期二第三版“夜读拾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