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爱的汪道涵会长离开我们走了，但老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无穷无尽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老先生对台湾问题的关心与关注程度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他个人对台湾问题所投入的精力与心力也非平常人所能体会。正是因为这样，老先生时不时地会给我们提出相当多的研究课题，其中有关于台湾政局走向，也有关于两岸关系的国际背景因素等，有短期性的，也有中长期的。一年中提出的课题有时多达10余个，有时让人会觉得难以完全做好。也正是因为老先生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台湾问题，所以，他得知的各方面的信息就特别地快。李登辉在1999年发表“两国论”，是老先生亲自打电话到我家中，告诉我这件事情，要求我们学者赶快行动起来，批判这种分裂祖国的“台独”言论，这电话历时20多分钟。每每想到这事，作为专门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我就会羞愧万分。在老先生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他时时关心台湾事务，住在康平路的时候，他经常是约我们在星期六甚至星期天到“康办”谈台湾问题，一谈就是半天。到后来即使他住院，也还是约我们去医院谈，一谈就是一、二个小时，有时与我们研究人员通电话，一通就是半个多甚至一小时。即使到了晚年，老先生还再三地要求我们研究所每天下午三点以前给他送一份关于当天台湾的重要消息。对我们编发给他的《每日台情要报》，他不仅每期都认真阅读，而且还提出改进意见，他不仅要求提供有关消息，而且要求看到台湾内外重要媒体对有关事件的重要评论、学者观点。在今年90高龄之际，老先生抱病会见连战与宋楚瑜，对于两岸关系的付出可谓鞠躬尽瘁！

做对台工作坚持以民为本

老先生给我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做对台工作，目标要明确，是台湾民众，争取民心是第一位的”。1999年4月20日在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老先生在讲话中引用了四川成都杜甫草堂的对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其意思还是强调我们做对台工作一定要从台湾民众的角度出发，以民为本，把对台工作的重点真正落实到台湾民众身上去，争取台湾民心是第一要务。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他只要时间安排得开，总是非常愿意会见从台湾来的各种人员，无论是政界人士还是一般社会大众。在会见中，他也总是先倾听对方意见，让客人充分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老先生再提出他自己的观点，或称同对方意见，或提出不同看法。他经常强调交流看法要“易位思考”，要思考对方为什么这么想，等等。正是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正是因为他的和蔼可亲，“汪氏微笑”迷倒了大批台湾人。台湾朋友来上海最想见的人第一位就是老先生。

重视研究工作，见解独到

老先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经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对台工作，没有研究就没有目标与方向，就难以做好对台工作。就我个人的了解，老先生对上海市台湾研究工作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一是他催生了上海市台湾研究会的成立与上海台湾研究所的组建。正是在老先生的大力支持下，1991年12月28日，上海市台湾研究会正式成立，老先生被一致推举担任名誉会长，但他不是一般的挂名，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时常到研究会来参加会议，会见台湾客人。每年的台研会学术年会，老先生也总是要来听意见，做指示。正是在老先生的再次大力扶持下，1999年市政府正式组建台湾研究所，老先生主动为台研所题写所名，甚至提出不应该叫“上海市台湾研究所”，而应该称“上海台湾研究所”，范围要广，格局要大。这正是老先生见解的独到之处。老先生对台研所的工作相当重视，不管是有关座谈会还是研讨会，只要他知道了，他就一定想法安排时间来参加。仅1999年一年中，老先生到台研所就来了10次，或是参加座谈会，或是对研究所提出研究方向。二是在老先生的精心指导与培养下，上海地区涌现了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相当高素质的对台研究队伍。三是上海出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与研究报告。每当我们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特别是老先生觉得“做得好”、“分析有深度”的时候，他会给予肯定，充分的肯定，甚至会推荐给有关领导同志；而当他认为某一个观点不妥、不符合实际时，他则会提出他的看法，其方式非常委婉，会说：“再研究一下”、“再观察一下”、“再想一想”。而老先生还特别强调研究要靠大家的力量，不能搞“小生产”。每当他有一些想法，总是会与大家分享。记得第一次汪辜会谈结束后，老先生专门安排半天时间到台研会来给沪上台湾研究学者做有关会谈情况的报告。1998年汪辜上海会晤结束后，老先生又多次约学者交谈，记得我与另一学者两人是在广慈医院与老先生见面的。老先生对研究工作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思考理性，涉猎广泛

老先生的见解独到可能就是得益于他好读书、多读书。老先生喜欢读书那是出了名的。在他身体尚可之时，经常有人会在上海书城看到他买书，也会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在他家附近的高安路几家小书店里看到老先生在看书。尤其让我们汗颜的是，不是我们推荐新书给老先生，而是老先生看到好书经常推荐给我们读。老先生给我的教导也是要多读书，因为，读书使人涉猎广泛，读书使人明事理，读书使人变得理性。理性思考也是老先生经常给我们的教诲，他说，学者一定要有理性思考，做台湾研究尤其需要理性的力量。因为你理性了，才能在做工作中首先尊重对方，先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老先生不仅是在教我们学问，其实也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老先生的道德文章、高风亮节令人折服！

老先生走了，但老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让我们受用无穷的！

老先生，您走好！（严安林 作者系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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