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衰亡，是因为太康骄奢贪逸；商纣亡国，也是因本人和官员贪贿而私放文王所致；周厉王被国人赶走，还是因重用贪臣；吴王夫差被越国灭，也是犯了和商纣王一样的错——贪婪受贿。

　　可见，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因贪而亡国”的鲜活悲剧，对于后来2000年的封建史，犹如长鸣警钟！于是，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仅举起“肃贪”大旗，而且手段不断翻新，真可谓亮点频出、精彩纷呈。

　　夏初太康失国，太康弟弟编写了《五子之歌》，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贪逸。周公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么大厦也就岌岌可危。 
 

　　朱元璋更是别出心裁，不仅亲自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而且教材编写思路很吸引眼球，基本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书里先详细计算官员所得俸禄，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唤醒官吏的良心，可谓用心良苦！

　　一些开国君王不仅重视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则，感化百官。

　　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很长时间他却住在隋朝阴暗潮湿的旧宫殿里。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感化和教育尽管必要，但同样并非万能！于是一些君王为震慑贪官，强调以严刑肃贪，一是体现在量刑上，惩治贪官比平民重；二是不赦贪官。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声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宋王朝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一些王朝特别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仅鼓励百姓举报，还鼓励百姓“越级上访”，让贪官无藏身之地。

　　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官职，专门接待上访直诉者。魏晋以下各朝，正式设置“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明朝允许百姓将害民贪官直接越级“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清朝也鼓励百姓越级上告贪官，甚至可直接拦皇帝龙驾，明确规定不允许“截访”，而且严厉警告各衙门，“凡扣压平民上书者，全家族诛”。

　　遗憾的是，尽管一些王朝“肃贪”亮点频出，甚至出现“允许百姓越级上访、而且对截访者严惩不贷”等非常举措，但无论什么朝代，都没有跳出肃贪“开始重视，中期疏忽，后期放任”的历史周期律。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肃贪”不可能彻底。（太原晚报　）

责任编辑：袁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