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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盖棺论定”，但事实上历史中好多人都不易作定论，有时政府定论了，老百姓却不认账；有时老百姓给树起形象来了，专家们又不干了。 
 
 
王安石便是至今未定论的历史名人之一。

　　王安石其人其事

　　王安石的出身也应该归于干部子弟之列，其老爸王益乃真宗时代的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知州等职，死葬江宁（今南京）。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在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就被不断地全方位演绎，以至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戏剧舞台上类似曹操的白脸奸臣。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以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通篇为之翻案，尽扫几百年来对王安石的指责，其缺点也开始闪光——这是国人通病，历史人物要么被誉为“高大全”，要么被指责得尸臭不绝、阴魂不散。

　　其实对一个已经闭眼入土的人来说，你搽粉也好，毁容也罢，都没多大干系，史实不会因为后人怎么胡说而改变。文人笔下的先人无非是他自己心中的形象，后世政权树立的死人形象更是把古人加工成了服务员，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已。

　　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建树。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只不过是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另类，另类得出类拔萃！

　　在道德人品上，王安石可谓处于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都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

　　他看不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的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名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21岁考中进士时，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他不是什么官迷。

　　但老王的刚愎自用方面也确实冠绝当时，天下之大，王安石大概只相信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

　　其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就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览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多取、擅长工巧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达到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

　　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的政治建树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得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著实在令人无语佩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不担心触动什么权贵。此外，王安石也没有睁只眼闭只眼地姑息养奸，更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这种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思想人品到政治抱负都异乎寻常的怪人，却遭到了主张革新的苏洵的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得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年）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了看，然后放在了一边，六年后被迁知制诰，不到两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活《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老苏倒不是凭空捏造，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王安石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 
 
 
是否那些漂亮MM因此而疏远这极不讲究的另类，以至于老王终生与二奶无缘？

　　看来也不是这样。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专门买了个侍妾进献给丈夫，晚上侍妾前来侍寝，老王惊问:“怎么回事？”得知该妇人因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她丈夫把她卖掉好凑足赔款后，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妇人的丈夫退还。

　　可见老王比大多数官员多一手:能顶得住封建统治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

　　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有后人说:不幸被老苏言中！

　　但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

　　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得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介甫是否最爱吃鹿肉丝？”

　　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朋友解释:“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

　　王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摆在他正前面。”

　　王夫人恍然大悟，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第二天朋友依王夫人言就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在远处。结果发现王安石仍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

　　据说此趣事被仁宗皇帝听说了，于是就决定在宫中搞一次现场测验。测验那天，皇帝让大家钓鱼娱乐，并把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了王安石面前的金盘子里。王安石大概不是垂钓迷，没等大家的垂钓战果摆上桌自己便开吃了，而且居然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全吞入肚内。

　　谁知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在心不在焉之下也许误食一粒鱼饵，但哪会有人把那些鱼饵全部吃完的？”

　　由此竟造成仁宗皇帝再也不喜欢王安石了，这就叫“自食其果”？

　　宋时人们一般把宰相尊称为“相公”，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篇故事叫《拗相公》，说的就是王安石。一个“拗”字，的确以最简洁的汉字概括了王安石的性格，甚至一生。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回到京师，王安石其时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两个天才虽地位悬殊，却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碰撞。

苏东坡与王安石初相较

　　苏东坡与王安石，在诗词上的文风极像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一个大刀阔斧，飘逸灵动；一个精工韵律，雅丽奇绝。 
 
 
唐时的李杜以“仙”、“圣”并称，其实把“仙”、“圣”二字套用在苏、王头上亦无不可。

　　文学方面，大家对东坡的词、王安石的小诗较为熟悉，小学课本里就有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绝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王安石数易其稿，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字，最后才选定这个“绿”字，诗人精工不苟、刻意出新可见一斑。

　　王安石选字的故事，影响之广久，远超小诗本身。实际上王安石的另一首绝句影响更大，国人几乎无人不晓！这就是《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苏东坡开始卷入朝廷圣旨漩涡，是否像他故去的老父一般，是对准锐意“把新桃换旧符”的王安石本人来的？其实不是那样，苏东坡上书反对新法，是标准的对事不对人。公正地说，苏东坡就是想对王横眉，当时也没有那个资格。

　　两人那时还不属同一重量级，苏东坡在各个方面还没资格与王安石一较长短。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比苏东坡大了16岁，16年的代沟决定了双方在政治拳坛上的地位差异。

　　在苏东坡苦读寒窗追求朝廷施舍的一官半职时，王安石却不屑朝廷的数次召用提拔；苏东坡初露锋芒时，王安石文采已经名满天下；宰相韩琦有资格历练后辈苏轼，王安石却在私人日记中轻视地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的参知政事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被罢相，也正是这年，苏东坡兄弟永久地离开了故乡眉山（今四川眉州）。也就是说，此时苏氏兄弟再干什么活路，需要看王安石的心情了。

　　苏家兄弟回到京师之时，正值王安石就职朝廷参知政事，并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时年新皇帝神宗年方20，年轻气傲，自然想有一番作为，中兴国力日弱的大宋王朝。对于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年轻皇帝早就心仪，而且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对才名远播的苏东坡，新皇帝虽然也不陌生，但此时皇帝选才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所以，就看刚入京的苏氏兄弟政治态度如何了，是左派，还是右派？

　　苏氏兄弟欲避开朝廷已经刮起来的政治风暴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对正在实施的新法进行表态，这里没有“逍遥派”的位置，或左或右必选其一。苏东坡官瘾若重，极为简单:支持新政就是了。

　　而且此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的。王安石自负宰相之才，又兼宰相之量，既然不屑理睬苏洵的痛骂，又怎会对苏洵的儿子们心怀其他？

　　刚回京的苏东坡被委任为殿中丞，还是在国史馆上班，论说与国务院总理级别的王安石发生不了矛盾。其时的宰相富弼也就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朝中的一切权力都在宰相副手王安石手里，只要苏氏兄弟安分守己，做个稳当小官还是有可能的。

　　假如苏东坡如此，那他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仅过了不足两年的安稳日子，苏东坡直接上书皇帝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变法！

　　就这样，苏王之间关系恶化的炸药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