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品审批新政确实汲取了郑筱萸重大案件的教训，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上，出台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公共政策。比如，为解决审评、审批权力过于集中，出笼了受理、审评、审批“三分离”政策；还有“三制一化”：即药品审批主审集体负责制、审评人员公示制、审评审批责任追究制和信息化建设。等等。

    然而，尽管药品审批新政有不少硬措施、新举措、好点子，但是，笔者觉得，指望国家药监局新的审批通道，公众还难以把心放在肚里，无法坦然吃到放心药和廉价药。原因是，无论从去年10月份实施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还是现在的药品审批新通道，仍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缺陷。

    一方面，新药品审批模糊标准的格局依旧未改变。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在位时，我国药监部门每年受理万余种新药报批，现在，新药报批数量有了很大的改观，据统计，一年来，该中心共受理新药注册申请553个，仿制药注册申请825个，生物制品注册申请225个。虽然报批数量下降幅度惊人，但与国内监督审批体制相仿的美国相比（每年药监局受新药报批仅有100多种左右），数量依然庞大。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通常需要6到8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某种新药的审批全过程，而我国药品监管部门则显得“效率极高”，只需1年左右。高效率的背后，不仅会给权力寻租制造机会，更反映了我们审批标准仍不严肃，起点太低。

    与此同时，没有给监督者在场的机会。要想保证药品审批的民主化和公开化，须臾不能缺少监督。专家、学者、公众以及媒体，如何监督药品从注册到审批的各个环节？药监部门如何保证审批信息的公开？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关键在于落实。专家、学者、公众以及媒体，到底拥有多大的监督权？在哪个环节上和多大范畴内对药监部门进行监督？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药监新审批通道中，仍然只字未提。

    总而言之，在这系列“硬伤”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之前，作为任何一名中国普通公民，都会对药品审批新政难以认同，更是放心不下。（吴睿鸫）

来源：现代快报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