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检署正式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不服马英九特别费案二审的无罪判决，并举出四项理由。第一项理由是二审法庭认定首长特别费属于实质补贴，是根据行政院“主计处”及“法务部”两个行政机构的见解，于法无据。第二个理由是所谓的“定额统筹概算型”费用，即以单据具领款项之后，即推定是因公支用，不必细究其流向。高检署指出这是二审法庭自己发明的看法，也于法无据。其三是，二审法庭的判决文指出“领据特别费”的报销程序，多年来已形成行政惯例，产生“行政习惯法”的效力。高检署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行政习惯法”必须要在有大家的共识的情况之下才能生效，首长特别费争议性很强，所以不属于“行政习惯法”的范畴。最后一个理由是，二审法庭认为“领据特别费”是实质补贴，以单据领款之后又视做因公支出，不是个人所得。先说它丧失了公款性质，但是又要用它做公务上的交际应酬犒赏之用，这种说法明显的有前后矛盾之处。

现代的检察官也具有古时候“刀笔吏”的基本功夫，绞尽脑汁寻找法律和文字上的漏洞，居然凑出四条似是而非的理由来，真是煞费苦心，难为了他们。第一二项理由均以“于法无据”来质疑法庭，然而“首长特别费”的产生本来就没有法源，但是它存在了数十年，是因为早年台湾军公教人员的薪资很低，那时的台当局大小主管，根本无法以微薄的薪水应付各种应酬及犒赏等开销。特别费一半需要单据报销，另一半不必报销的规定，是为单位主管提供方便。因为许多繁琐的大小应酬场合，并非都能获取相应的大小单据，比较小额度的开销就不必追究细目了。无需单据的报销50%特别费，同时也有补贴单位首长的用意，若该首长将它部分纳入私人账户，是他处理个人财务的方式和隐私权，并不触犯法律，无须法庭来判决是否合法。

天下任何法律都不可能100%的缜密不漏，无法规定人世间所有的行为。“首长特别费”固然于法无据，却不能以此就认定违法有罪，何况法律词条中还有一句名言：“法无明文不为罪”。

现在对这个行之有年，范围牵涉极广的首长特别费起了争议，又特别针对马英九二度诉诸法庭，法官对这种法无明文规定的事件发表他们的看法作出判决，高检署可以不同意，但是高检署的四项反对理由又是根据哪一条现存的法律条文呢？是不是因为受不住压力而奉命行事？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没有记载的，便自以为是地认为违法，不合理，这种固步自封、自阉，自闭、自行萎缩的行为模式，相当可悲。

高检署三度上诉的举动不出众人所料，特别是马英九在此之前对承辩检察官侯宽仁提出告诉，侯某当时恼怒不已，忿忿地说：“我还没有告他，他倒先告起我来了！”便可以嗅出来他们必定上诉的气味。高检署书记官长陈宏达表示，期盼最高法院的判决，对首长特别费案有指导作用。检察署只是一个行政单位，他们要听命执政当局的命令，首长特别费案是“打马策略”的重要单元，必须要进行到底，否则无法向上级交差。把责任交给最高法院，也是很好的脱身之计。

最高法院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做法，一是上诉驳回，本案以无罪做为定案。其二是撤回高等法院重审，重审的结果未定。第三个可能是最高法院自行判决，可能有有罪或无罪的两种判决。从时间上来讲，本案应当来不及在三月二十二日“大选”前做出裁决，但是有绿色报纸建议：兹事体大，最高法院应当优先办理，赶在三月二十二日前裁决，到时候会对“大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便是发回更审，也可以让小马哥背负一个说不清楚的罪名。但这种作法用意太过赤裸裸，在民进党“立委”大选惨败的政治气候之下，执政当局声望达到了最低点，最高法院甘心还为他们做御用爪牙吗？

既使小马哥当选，最高法院还可能在五月二十日就职之前宣判他有罪，煮熟的鸭子照样飞出窗外。绊马索环环相扣，极不容易对付。（王正方 电影导演 资深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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