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来的争辩，一般人对实施遗赠税的结果似已了然于胸：对税收贡献不大，占总税收的比重不到2%，稽征成本又很高，且仅有5%的申报件数须纳税，对租税公平正义仅具象征意义；而其高达50%的最高边际税率，更提供规避税负的强烈诱因，加上税务勾稽困难，以致课不到税，也连带使得追求租税公平大打折扣。这样令人诟病的税制，的确应该大幅改革。

    最高边际税率应降至何水平，乃是首当其冲的课题。从税制规划与改革的长远角度言，理应从租税公平与所得重分配、资源配置效率、税政简化与稽征成本、税收损失、国际竞争力等面向，针对不同的税率调降方案，提出具体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并与所得税、消费税改革整体配套而行。反观目前学者专家所提出包括最高税率为50%、30%、20%、10%等四个方案，依然倾向各言其志，缺乏意见收敛及共识形成的基础，未来发展仍难乐观。

    社论指出，遗赠税既为所得税的辅助税，两者必然具有连动关系。所得税制若能配套改好，遗赠税的改革空间相对就大。台湾现行所得税制并不健全，财产所得与资本利得因种种优惠，以致多不课税；原本寄望所得税扮演所得重分配角色，不但未能达成，反而逆向发展，以致税制“不公不义”，许多人多有感受。有钱人在生前因多拥财产所得已受优惠，身后遗产若仍不课或轻课其税，几乎一路免税到底；与勤劳所得者之税负过重相比，自然令人难以认同。何况，适用50%最高税率的遗产，所缴之税就占总税收的一半，减税利益自然最大。因此，遗赠税率降至何水平，须视促产条例落日、资本利得及海外所得等是否课税，甚至开征倾向高所得者消费的特种消费税之配套内容而定。且为避免助长M型化社会之形成，在遗赠税率调降之际，更应具体落实对真正贫穷家庭的直接补助。

    主张大幅调降遗赠税率者，一再强调减税效益在于助长资金回流；且认为减税幅度一定要大、够猛，最好将税率降至与避税成本相当，否则不足以有效引导资金回流。若基于各种目的流往海外的资金，能因遗赠税率调降至10%而回流，则付出约200亿元的税收损失，却换取大量资金回流，的确值得推动。然而真是这样吗？持平而论，会令许多人质疑：由于影响资金外流及回流的因素很多，两岸的特殊关系、产业结构与转型、投资环境与投资机会等，均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当局行政效率、决策质量、政策稳定性、执行力等，若不积极改善，徒有减税仍难发挥应有效果。

    虽然大幅调降遗产税率引导资金回流令人期盼，然而至今仍只是停留在“假设”阶段，缺乏具体实证数据；以致提振经济、增加就业、扩大消费与投资，进而创造税基与税收的种种推论，其后续效果的说服力变得更为薄弱，甚至成为空谈。当局高层及工商界若坚持大幅调降遗赠税率至10%，寄望创造约5兆元的海外资金回流，就请努力提出实证模式与具体论据来左证，不应空口说白话。

    当局高层也寄望透过香港、新加坡废除遗赠税的案例，推论资金回流可能性；然而受限于各地政情与经济条件不同，以其实并不妥当。然若减税真有其效，却因缺乏实证数据为由横加反对，也同样失之主观。何况当前经济情况的确险恶，甚至被认为是百年来最大的经济风暴，绝不可等闲视之。台湾身处此境，期待当局非下猛药不足以提振经济时，就可考虑与“赋改会”具长期性的遗赠税改革脱钩处理，从经济战略上思考，引导资金回流以期活络经济；否则经济陷入困境难以脱身，付出更大社会成本绝非人民之福。“行政院”须当机立断、展现魄力，负起政治责任，采取非常措施，透过“立法”，以两年为期，将遗赠税率降至10%甚至为零，并且观察资金流出入的具体效果，以近乎实验的数据，投石问路，补足论证的缺口，提供遗赠税制长远规划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