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执政”八年，形成一个贪腐的共犯结构，弊案之多，层次之高，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因此，清明政治的诉求对人民而言，极具号召力，马英九能够当选“总统”，与他长期建立的清廉形象有关。我们相信，大多数的民众都渴望看到清明政治的到来，但清明政治是一种程度之别，而不是黑白之分，不能无限上纲。“行政院”组成之初，为建立清廉形象，特别要求不送花，后来“法务部”也订了一些有关送礼的规范等等。 

　　“行政院”以及“法务部”的规定，一方面引起花农的抗议，另一方面也被批不近人情。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送不送花或送礼的金额大小等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这种防弊的心态是否反而造成“反道德”的现象？ 

　　新当局常常说兴利要重于防弊，但清明政治的推动事实上是防弊重于兴利，此一矛盾必将造成施政上的困扰。在一个强调荣誉的社群中，学生不用老师监考也不会做弊，官员不用严厉的规范也不会贪污，这是一种最有效，也最能让人的善良面积极发挥的文化环境。反之，以防弊的心态来防公务员贪污，不仅无法激励人性中的积极面，更可能促成弊端的产生。 

　　我们发现，为了防弊，当局往往制定非常繁琐的规定，但实际上又不符合实际，以致于当事人必须去做一些所谓法律不允许的事。例如当局机关有很多的委托研究案，许多大学教授都曾主持委托研究案。这类案子的金额少则数十万元，大则数百万元。为了这些委托研究案，当局在报销方面规定相当细，科目繁多，而许多教授为了报销费用，不得不去搜集一些发票。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换言之，当局防弊的规定，反而促使教授去搜集发票，这种机制的设计，真是荒谬已极。

 
　　除了委托研究案之外，在工程发包方面，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的弊案有少一点吗？我们不客气的说，当局规定的愈细、愈严，弊案反而会愈多。因此，我们认为，当局在建立清明政治方面，不能采用无限上纲的思维，一昧地从防弊的方向着手。现在，应该是换脑袋的时候了。 

　　当然，建立荣誉文化需要较长的时间，不是一时可以见效。当局如果有心要建立清明政治，应该从机制的设计上着手，而不是在“不送花”及“送礼金额”的规定上做文章。任何弊案，都有“给予”以及“接受”两方，当局机制的设计，重点在提高“给予方”以及“接受方”的不确定性，使弊案难以产生。

　　例如当局目前许多的案件，都涉及到评审制度。在评审制度之下，评审委员的选任、任期、权限，往往是弊案发生的关键。ＥＴＣ的弊案，与评审委员就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当局应该在评审的机制上做改革，而不是禁止厂商送礼给评审委员而已。 

　　我们要提醒新当局，如果用错了方法，反而可能与清明政治的目标背道而驰，岂能不慎！

　　来源：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