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今日刊载社论称，马当局的财经“内阁”自五二○成军以来，从油价解冻、税制改革、扩大内需、因应国际变局到挽救股市、振兴景气的连串作为，出了非常多的状况，连一个降低证券交易税的对策，也因政策反复而从利多变成利空，出台之后更被以利多出尽解读。但是，经济大考还没有过去，美国次贷风暴血流不止，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国际经济局势日趋险峻，岛内经济也正面临财富、所得双缩水的痛苦调整，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着财经“内阁”。

    只是加个萧万长，大家仍然看不到财经施政振衰起敝的曙光；因为问题不在少了一个政策协调人，反而是问题正在于协调人太多了。“行政院”为了因应各项重大经济事件，成军未久就设立了多个政策任务小组，包括稳定物价小组、因应景气对策小组、两岸松绑小组、弱势关怀小组、检讨二次金改小组、赋税改革委员会等，分由“副院长”邱正雄、“政务委员”朱云鹏、蔡勋雄负责，未来还要再成立亚太金融中心协调委员会；若再加上萧万长领衔的“府院”财经小组，颇像是迭床架屋，任务小组多，代表会议多，结果就是同样的一批财经官员在不同组合下穿梭于会议室之间。

    社论指出，“政院”或许认为，政策任务编组不只宣示当局重视的象征意义，也具政策协调、整合的实质意义。但是，只要想象一下财经首长一天到晚钻进“行政院”开会的画面，就知道难有效率可言，而实际结果也是如此。因为过多的任务编组，让项目成了通案，宣示意义不再；况且，事事任务编组，也导致决策机制强干弱枝，不只过度集中“行政院”，更削弱部会的决策功能，让“部会”成了纯事务机关；甚至鼓励部会推诿卸责、凡事上呈，日趋偏离分层决策的组织原理。“部长”的决策权、决策能力愈来愈小，实是因果恶性循环！

    再者，经济发展多元化后，跨“部会”协调亦属常态，但凡事总有个主体，原应由主管“部会”决策，并负成败之责，别忘了“部长”是政务官，不是事务官；就算财经政策复杂到必须跨“部会”协调，“行政院”向有“财经小内阁”之称的“经建会”原就是为此而设，其委员会成员也都是财经相关“部会首长”，却晾着现有机制不用、又搞了众多任务小组迭床架屋，“行政院长”刘兆玄巡视时还责怪“经建会”功能不彰，殊不知让“经建会”无能的是自己啊。如今，马英九还要再加一个本来就有充分建言、指导角色的“副总统”当协调人，这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制造问题呢？整合的体制，整合的政策；倘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遑论其它？

    社论表示，再来就真的是“人”的问题了。财经“内阁”里不乏学有专精的经济学博士，却非个个都有足够的行政经验；由于经济学讲究的是情境控制下的最适选择，但政策选项的决策却经常偏向政治学，因而学者首长能将一个政策的利弊得失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因缺乏行政历练赋予的政治自信，加上现有组织气候不鼓励勇于承担，以致重大财经政策常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竟连证交税降不降这种仅属战术层级的决策，也要寻求“总统”的背书。人对了，事就对了；如今事不对，代表人不对，这可是个大问题。

    处此经济动荡时期，财经官员确实难为，人民尚能体谅；但是，若问题出在机制错置、用人不当，那就必须另请高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