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裁定：陈水扁将“公务机要费”弊案证据、笔录核定为“绝对机密”，是无效的行政处分。不久前，“总统府”亦曾宣布“查无南线项目档案”。情势演变至此，马英九应该明确宣示，“公务机要费”弊案卷证并无任何“国家机密”存在，“司法”机关应依法进行审理。
陈水扁抵抗法院的两大法宝，一是吴淑珍以健康理由不断“请假”；一是离职前将“公务机要费”弊案证据、笔录核定为“绝对机密”，并要求返还。吴淑珍拒不出庭，却两度公开投票，法院因而予以限制“出境”处分，可以算是法院对其行为的“反制”。而高院这次裁定驳回陈水扁的请求，且认为当初其核定无效，更是重重打了陈水扁一记耳光。
此前，高检署特侦组具函“总统府”，要求就“公务机要费弊案”证据、笔录“解密”，并询问有无南线专案。马英九的反应是：不解密，但同意“司法”机关使用卷证；另外则公开说明，民进党当局交接，查无所谓“南线项目”的档案。倘若南线项目并不存在，那陈水扁核定的所谓“绝对机密”，应是指法院审理卷证内的证据（发票）、笔录等资料。如今，高等法院指出，这些证据、笔录，只是单纯的刑事案件卷证数据，本来就不可以核定为机密。因而，马英九不解密但同意使用的处理方式，表面看来是满足了“司法”机关的需要，但却回避了纠正不法措施、维护法纪的“宪政”责任，因此受到了社会的批评。
另一方面，陈水扁的违法核定若不予解除，则“形式”上“国家机密”还是存在，“司法”机关侦审仍有顾忌；例如，不能公开审理、数据不可外泄片言只字，未来判决书记载有种种限制。从而，对于“公务机要费弊案”的审理，台人即无从知悉进展及内容，也无法据以评判陈水扁贪腐行为的是非轻重。就此而言，马英九的处置也违背了选民投票推动政党轮替的政治付托。
如今，高院既然裁定陈水扁的核定是“无效的行政处分”，并称扣案的证据和笔录是刑案事证，陈水扁不能用以掩饰犯罪；是则“司法”机关都对陈水扁的核定认定为违法了，对马英九而言，解除其形式上的机密核定，尚有何顾虑可言？因而，马英九应该迅速宣布，既然查无南线项目，“公务机要费弊案”的扣案证据笔录亦经法院认为陈水扁的核定无效，则当立即在形式上解除其机密核定，使本案不存在任何延宕的借口，审理侦查可以迅速展开，不受干扰。否则，马英九若仍不采任何行动，陈水扁对高院的裁定又再顽抗到底，不论其是否有权再抗告、再抗告是否合法、有无理由，都将继续拖延本案审判和侦查，“司法正义”势将备受践踏摧残。
高等法院作出的裁定，是应“最高法院”的要求，就陈水扁要求返还核定之绝对机密，为实体上的裁判。高院除了指出陈水扁的核定无效，驳回返还的要求外；还强调大法官关于“总统机密特权”的解释，并没有说“已提交到法院的所谓机密证据笔录可以要求返还”；又针对陈水扁自己主张“幕僚未及时呈报核定机密至核定有所迟延”，指明这显示案内证据笔录不是机密，否则岂不误了大事？这对一向擅长运用巧门的陈水扁来说，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回应。
对于刑事弊案的侦查审判，是伸张法纪的严肃工作，任何人都有协助追究真相的义务，何况是“总统”？倘若畏首畏尾，不敢公正以对，即是乡愿！
值此情势，马英九应有明确迅速的行动，否则就要担负延误审判、掩盖真相、阻挠正义的责任。
【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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