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股市中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长为江浙财阀虞洽卿，常务理事六人，理事十七人，监察人为周骏彦等。交易物品原定七种，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但当时并没有全部上市。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应的佣金。

　　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其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蒋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4000元股本，由张静江替他代交。

　　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80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500万元。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后来，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一场分裂势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调整投资方向。

　　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各谋发展时，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仍然握有每股120元市价的4万股股票，1921年年终时，竟涨至每股200多元。

　　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来，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兼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20万元，到处被债主逼债，非2万元不能逃脱。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

　　恰逢此时，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100万元，以助交易所复业。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来，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100个新户头，然后叫魏及他的同学庄之盘在日本的同学雇100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500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第二天就跑来找魏伯桢提出合作，而且狮子大张口，表示要从中捞20万的好处，被魏当场回绝。

　　蒋介石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回去之后就来了一手“釜底抽薪”：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送了1000元，并对之晓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的能耐是了解的，对其无不言听计从。他马上找到魏伯桢：“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即蒋介石）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

　　在蒋的授意下，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金，供他去广东之用，剩下的钱大家均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100个人全部到位，坐满了前几排。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5000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蒋等周旋。

　　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知道自己不是虞洽卿的对手，马上叫庄之盘“先行退兵”。眼见解套在望，庄不同意就此罢手，两个人协商不成，就闹到魏伯桢那里。经过谈判，魏认为应从长计议，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蒋介石此时已决定反水，他私下找到了叶琢堂。叶是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蒋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称自己并无意与他作对，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没法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出点钱，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

　　蒋随即回来做魏伯桢的工作，魏尽管心里恼火，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顺从蒋的意见。第二天，蒋介石便拿着自己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政治投机。（摘自：扬子晚报）

转自：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