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录如下：

　　“包子……馒头……”操着山东口音的大伯一边叫卖着，一边对在街上乱窜的孩子们谩骂着：你这死兔崽子，一连串的骂着，浓浓的口音着实让人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却从涨红的脸庞，看见乱世里的惶恐与远离家乡的沧桑，改不掉的口音、甩不走的乡愁，闭上眼尽是家乡的亲人，争开眼身却远在台湾，一个远离家人的岛屿。

　　他们就是所称的“外省人”，居住在一个名叫“眷村”的地方。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后备军地，1948年时国共内战越来越激烈，因此撤退来台的军人与眷属也越来越多，当时的联勤总部就将44兵工厂改建成眷村，也就是“四四南村”，台湾的第一个眷村。

　　1949年，国民党内战失利，遂率领约60万部队撤退到台湾，许多人没有安身之处，起初就暂住在学校、寺庙、电影院等地区，直到在各地建立起眷村后，才慢慢衍生出所谓的眷村文化。

　　台湾的眷村数量惊人，据统计就有879个，而每一个小小眷村里，就像整个大中国的文化缩影，在此穿梭来去。

　　对于“眷村”我们存留的记忆是什么？50年前来的这群人，又在这块土地注入了什么样的文化影响？

　　我是地道的本省人，却仿佛有着外省人的习性。记忆中，大概四岁的时候，母亲常带着我一起去上班。当时她在古亭的一个旅社工作，老板是一个江苏人，年纪大约五六十。每当母亲带着我一起上班的时候，他总爱带着我到公园溜达，眼见的全是来自大陆各省的老兵，那时年纪小，虽听不懂他们聊些什么，但在这环境的熏陶下，我早餐爱吃的不是稀饭酱菜，却是牛奶泡大饼；收音机里听的却是京剧。逐渐地，我已成为一个假外省仔。

　　“芋头”与“蕃薯”这个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昵称，因为这份文化隔阂，在台湾蔓延50余年，这50年后，这份隔阂还存在吗？除了过去历史冲突之外，这份隔阂在政治立场上分外分明。

　　我走在这整修过后的四四南村，阳光照在那红的、蓝的、绿的门上，色彩更为耀眼。那剥落的春联，仍可看出书写者书法的劲道与对家的思念。这群人在战乱的时代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本对“回家”从无限期待到失望接受，这心路历程应也是颇为折磨吧！

　　“何处是我家？”我想他们在思家的夜晚，心底也曾浮现此句问号吧。

　　篱笆内圈起的地方——“眷村”成了他们新的家，围起来的，已逐渐发展自己的一种特殊文化。因为眷村内所居住的人皆来自中国各地省份，因此在饮食部份，皆包含大江南北的风味小吃，也是台湾丰富小吃的成因之一。战后，环境大多贫苦，由于北方人居多，所以当时就以面粉为主食，除了面食之外，还包含：锅贴、水饺、馅饼、葱油饼、水煎包、馒头……等等，都是我们现今到处都吃得到的北方小吃。

　　除了饮食之外，“相声”这个表演也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从早期的魏龙豪与吴兆南的“相声集锦”到李立群、李国修“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真正把眷村这个休闲推广到台湾各地，获得各界人士的回响。可见，文化并没有巨墙存在，就在于自己肯不肯去了解、接受。我们从相声里听到外省人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他们喜怒哀乐。这些，让我们知道，终究是身而为“人”相同的一面，而不该只因为一些生活习性，而隔开同一块土地上一起生活的人民。

　　如今眷村里已不吵杂，也不再弥漫着晚餐的香气。1988年，台北市政府提议将四四南村保留起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于是在眷村里的居民全都迁出。现在这里经过整顿之后，平时除了开放观光之外，也将成为艺文展览的地区。有人觉得此作法不够好，对于古迹保存与规划总不仔细考虑，改建之后的眷村，完全失去眷村味道。但换个角度来想，或许规划不是那么完善，但若能以文艺吸引观光，而且能让更多人看到当年眷村的历史，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我们生活在处处窜出高楼的台北，望着101那般有前瞻未来的大楼时，是否已该回头望望这块土地上的历史足迹。我坐在青绿的坡地上，面临着四四南村静谧，背后却是世贸与101的忙碌，原来这城市的新与旧就在此和平共存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