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是一个与中国体育事业毫无关联的人，他出任国际奥委委员，让很多对中国体育运动寄托希望的人士大跌眼镜和感到失望。不仅国人不可思议，就连体育界圈内人士也都莫名惊诧。那么，孔祥熙究竟是如何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其中又有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幕呢？ 

　　王正廷的游说与推荐 

　　中国的体育组织正式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是在1931年，当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认同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颇有意味的是，早在1922年，中国便产生了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即王正廷。王正廷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奥林匹克之父。 

　　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一个国家可以有一至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但可以有不等于一定有，这与当时各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关。顾拜旦在创立国际奥委会时，曾试图避免它形成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组成的代表机构，特别强调其委员须以个人资格参加，淡化国家色彩。 

　　当年王正廷当选即有很多个人因素。作为耶鲁大学博士，他曾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北洋政府工商部次长、外交总长。在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的情况下，选择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在中国推广奥林匹克运动是最好的人选。 

　　王正廷既是中国体育界的社会名流，又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早期曾经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实际操纵者。王正廷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后，逐步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与国际奥林匹克的联系。 

　　1924年8月，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王正廷被选为首任会长。之后，王正廷与中国体协又促成了刘长春在1932年首次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以及四年后中国组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 

　　在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王正廷明显感觉到中国话语权的单薄，中国体育运动接轨国际的步履艰难。他迫切希望在中国能够再产生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以便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相关问题。 

　　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产生也比较简单，只需要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推荐，由奥委会执委会批准即可。于是王正廷便广泛游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在对增加一名中国委员基本达成共识后，王正廷便在1939年英国伦敦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会议上，正式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幷得到执委会批准。这样，孔祥熙便成为继王正廷后中国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非同寻常的私谊

　　王正廷推举孔祥熙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时，正值国内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体协工作基本陷于瘫痪。王正廷将孔祥熙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幷没有征求体协其他董事会成员的意见，也未开过董事会，纯粹是其个人主张。以致在孔祥熙当选后，中国体协的一些董事会成员都不知道。如此荒唐之举在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当然，亦不能否认硝烟弥漫的特殊时期以及波诡云谲的政治气候，可能让一切程序变得不再重要。

　　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幷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是中国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而他唯独与体育事业毫无关联。一个从未提倡过体育的人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让很多人一头雾水。其实，这正是王正廷的匠心所在。他推举孔祥熙幷非从体育事业的本身考虑，而是另有所图。数年后，他对时任中国体协董事会总干事的董守义有过一番直白：

　　"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

　　在王正廷眼中，孔祥熙正是"有找钱能力的"最佳人选。其实也难怪王正廷出此之策。当时中国体协没有固定经费，一切体育活动完全仰赖政府补助，因而朝中必须有人。这就决定了王正廷要把孔祥熙这个"财神"拉进来。

　　不过，这样的理由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当年董守义闻知后亦有所怀疑。以后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初听起来似乎也言之成理。但是在当时乱哄哄的局面下，体协本身都没有人管，王正廷幷没有在其他方面擘划怎样恢复体协的工作，却会想得这样远，为将来参加奥运会筹款方便起见，这时就放长线，请财神，那就不易令人理解的了。"

　　董守义的怀疑也道出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真正原因幷不简单。事实上，这其中有很深的私人情感因素。

　　当年，王正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东京分会总干事。不久，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波及日本，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因之陷于低谷，内部产生分裂。王正廷亦在一片不和谐声中被迫辞去总干事职。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当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同学孔祥熙。这其中王正廷的鼎力相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王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欲取代德国攫取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归还协议。1922年3月，"鲁案"公署在济南成立，北洋政府特派王正廷为督办，处理有关事宜。王正廷到任后，又力邀孔祥熙为其处理"鲁案"的助手。孔祥熙为此专电征询孙中山意见，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前往就任。孔祥熙随即向阎锡山辞去省参议之职，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员，幷由此步入仕途。可以说，王正廷是孔祥熙入仕的重要提携人。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而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翌年秋天，王正廷又奉命筹办"中俄会议"事宜，作为中方代表与俄方协商解决帝俄时代强迫中国制订一些不平等条约而导致的问题。中俄公署设在沈阳，王正廷任公署督办。因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包括主权归属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干系重大且非常棘手。为此在督办公署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曰"会办"，另一曰"坐办"。

　　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则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担任。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加之中国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幷未谈出什么结果孔祥熙的这个"坐办"事实上幷没有什么事可办，正如有人形容不过是"案犊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但这丝毫不影响孔祥熙与王正廷之间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

　　孔祥熙以后虽然仕途得意，但与王正廷始终私交甚笃这样的历史渊源，就解开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谜。"私谊"是其最恰当的注脚。

　　对体育事务毫无热情

　　孔祥熙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依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体育事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据查相关资料，他在任期内所涉及与体育相关的事务仅寥寥几项：

　　1935年11月1日，王正廷向行政院正式提出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及经费预算。蒋介石大笔一挥，给予批准。依照体协原先计划，代表团由八十名运动员和二十名相关职员组成，综计往返车船、制装及训练等费用，约需十七万。孔祥熙在审核时，幷未作难，而是爽快地如数拨付。这种做派在孔祥熙是很难得的。但后来教育部要派出三十多人的考察团随行，情况发生变化，预算费用需追加五万。孔祥熙对此则不予认账。王正廷被迫向张学良、商震、龙云、李宗仁、傅作义、邵力子等筹款，才得已成行。

　　抗战胜利后，旧中国体育逐渐复苏。1945年9月7日，中国体协在重庆召开理监联席会议。会上，王正廷提出争取1952年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华民国举行案，曾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此后，王正廷请中国体协总干事董守义专程征求孔祥熙意见。毕竟孔祥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有投票权。孔祥熙闻之后幷未表现出热情，可能政局的风云变幻让他无法对八年后的情势保持乐观。但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还是表示原则支持，但要求体协与政府商定申办具体地点后再说。结果，政府幷不热衷此事。中国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之议就此胎死腹中。

　　1948年7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代表团正式组团参赛，王正廷为总领队，董守义任总干事，郝更生为总教练，团员共有五十三人，分别参加足球、篮球、田径、游泳四个项目的比赛。结果，中国队没有取得任何名次。运动会要结束时，王正廷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代表团所剩经费已不够回旅费。他不得不向国内求援。

　　教育部复电"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把王正廷逼到了窘境。王正廷只得利用自己的关系，请英国的朋友捐款，幷将没有吃完的米卖给华侨饭馆凑款。同时，王正廷又与中国驻英大使交涉，通过大使馆作保，由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先垫付机票，王正廷则留在伦敦善后。

　　迫于无奈的王正廷只好又一次向孔祥熙求援。闻知中国代表团的窘迫境遇，又碍于王正廷的特殊关系，孔祥熙随即指令财政部有关方面给王正廷汇款三千美元。这才解决了中国代表团归国事宜。此次伦敦之行令王正廷心灰意冷。这一年冬天，在度过圣诞夜之后，他便离开了大陆，移居香港。

　　孔祥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任上，从未参加过任何相关体育会议。按《奥林匹克宪章》条款规定，一个委员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就要作辞职论。但奇怪的是孔祥熙仿佛特殊委员，其名字每年还都在《奥林匹克公报》里出现。1955年8月，孔祥熙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结束了他的这段特殊经历。(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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