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时的蒋经国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身穿“绿色哔叽中山装”，胸配“主席团红花绸带”的蒋经国，面对“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慷慨激昂地陈辞:“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不仅仅如此，还要在三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

　　此时的蒋经国，刚刚渡过30岁生日，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刻。而他所服务的党国，却是内忧外患，暮气沉沉。

　　蒋氏当日立志改造赣南的讲话，给台下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任赣州城区区长的徐浩然在50多年以后，依旧“言犹在耳”。在徐浩然的眼中，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但是他们都错了，这幅蓝图，既没能成为“示范区”，也并没有成为“范例”，而是在实行5年后，人走政息。但30多年后，这幅蓝图，不期然成为了海峡对岸那个海岛上的施政总演习。

　　“最艰巨的地方”

　　蒋经国是1939年6月，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的。下车伊始，他就开始遍访赣南各地。每天走80公里，每日接触大量农民、商人、公务员、难民……陌生赣南的形象，就在此一步步行进中，一次次交谈中，逐步清晰起来，“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条桥，其中有714条需要修理的，84条是不能走的……我经过189个茶亭，只有21个是最近修理的，有42个已经简直不能坐人。”

　　又岂止是桥梁、道路和茶亭。赣南，这个位于湘、粤、赣诸省交界之处，面积相当于台湾三分之二，等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全州，蕴藏丰富矿产的地区，此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民生凋敝，贪腐盛行之中。

　　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对峙的主战场，共产党撤退后留下的真空，随即被兵痞、回乡豪绅、烟土毒贩、土匪、流民、娼妓所填充，政府官员“贪、偷、拍、怕”，不少偏远地区的人民，“依旧过着人和兽斗争时期的生活”。

　　在上犹县，一个保长为了征兵，被人砍成两段。有人想去告状，结果不但被殴打，还被挖去双眼。南康县的横市泾盛产大米，丰泰米号的老板在1934年从政府手中领取过一张牙行执照，从事中介贸易，但却从卖米的农民那里坐地抽捐，5年多来，每日两担，从未间断。在大庾，蒋经国前去参观一家造纸厂，蒋问工人，从前的造纸方法是不是如此？工人回答他，“数百年前，已经是这样的。”不仅在农村，即便是在赣州城区，情况也绝无改善，外来客和地头蛇把持烟馆、妓院，征收花捐，玩弄妓女，包庇赌窟，聚赌为乐，而地方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这就是蒋经国看到的赣南，而这又哪里只是赣南，这是政府贪腐、豪绅当道，赌毒横行，民不聊生的中国内陆地区的缩影。

　　“进步主张”

　　三年后，也就是1943年，当《科利尔》杂志的记者傅尔曼到赣南采访蒋经国时，问起当初为何会选择赣南。这位“小委员长”向傅尔曼吐露了心声——就在他刚刚从苏联回到国内，被蒋介石召见询问今后的志向时，蒋经国的回答是要“在最艰巨的条件下”，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进步主张”。所谓“进步主张”，也正是他在苏联所学，所见，所闻的内容。

　　蒋经国是在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这座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的学校，在国共合作时期，曾是双方争相就读的学府。不但云集了许多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如冯玉祥之女冯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同样也汇聚了后来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诸多共产党人物，如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

　　就是在这个“坐东朝西”，“平庸的方形建筑”里，国共双方的后备骨干们，受教于同样的老师，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思想，蒋经国也并不例外。在苏联，蒋经国先后加入共青团、成为预备党员。在苏联12年的时间里，他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做过搬运工人，后来还担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

　　也正是在这12年间，苏联先后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按照事先详细编撰好的规划，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一举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

　　在苏联，“计划经济”、“干部决定一切”、“肃反”、“集体农业”、“政治宣传”、“组织动员”……一个个既陌生，又新鲜的名词，一个个既强力，又行之有效的方式，给青年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对他的影响可谓持之终身。

　　禁烟查赌

　　1978年，一名老者历尽劫波，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是戴着“三青团分子、蒋经国嫡系、反动区长”的罪名，开始长达20年的牢狱生涯的。出狱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撰写一些文章，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赣南与蒋经国共事的点滴事迹。这名老者就是赣州城区区长徐浩然。

　　“1940年，蒋经国一到赣州，第一炮就是除三害:查禁烟、赌、娼，并从禁烟开始。”也正是通过他的记述，蒋经国在赣南的作为，日渐清晰、生动起来。

　　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广东一名军长出资开设的土膏行。一日，专员公署突然派人武装进入行里进行查封，共查获了十九箱云土，每箱一百斤，价值银洋20万元。为了避免老板派人求救，蒋经国在查封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各界代表联席大会，当场将没收的烟土焚毁。“蒋经国亲自点火，顿时，黄烟直冒，香闻十里。”

　　赣州城中有一个大赌场，在利民百货商场三楼。后台老板是一名叫做李振球的中将。在这个赌博俱乐部中，麻将、推牌九、押宝，样样齐全，规模巨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正是由于后台强硬，戒备森严，这个赌场在蒋经国来到赣南后，依然“放心大赌，通宵达旦”。

　　一日，一名赌输的赌徒意图赖账，被痛打一顿，于是投书专员公署，揭发赌局。第二天，蒋经国命令特别行动组于晚间12点集合，携抢闯入赌场，当场拘捕了正在聚赌的数十名赌徒，缴获赌资近两万银元。

　　当时蒋经国禁赌，下发规定，抓到赌徒罚跪公园三天。一次，查赌人员抓到了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夫人。警察打电话给蒋经国，蒋片刻后回话，“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的太太赌博抓到了一样罚跪，你们尽管放手去干，有我担待！”司令太太跪公园，此消息一经传出，引来众多民众围观，成为赣南禁赌时期轰动一时的大事。

　　苏联留学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似乎深刻影响了蒋经国，对于他眼中带有“浓厚封建力量”色彩的事物，蒋经国的办法是，“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

　　三年计划

　　如果说，“禁烟查赌”所代表的是一种革新政治的决心的话，那么以“三年计划”为代表经济、社会建设才是改造赣南的核心。

　　所谓“三年计划”，也就是在工业、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等方面，各自设立具体目标，在三年内实行完成。这明显带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印记。

　　为了顺利实施这个计划，蒋经国模仿苏联掌控宣传的方式，首先将赣南的《民国日报》改造为《新赣南报》，此外改建了诸如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江西青年月刊》等宣传文化机构。这批宣传机器，一声令下，就全力开动为“新赣南”造势。

　　在浩大的宣传攻势下，“新赣南”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首先开工建设的是中国儿童新村。儿童新村位于赣州近郊虎岗，依山临江，方圆十里。新村以正气小学为主体，还包括一个幼儿园。创办初期，有12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是无家可归的难童”。毗邻儿童新村，同时创办的还有正气中学，仅用一年时间，学校就建立起礼堂、教室、宿舍、图书室、操场等主要设施，并开始招生。

　　如果说儿童新村和正气中学的建立，是为了“人人有书读”的话，那么“交易公店”的设立，则为了达到“人人有饭吃”的目标。1940年夏秋之季，赣南大米暴涨，涨幅超过50%，城区甚至超过了100%，粮商大户借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蒋经国则决定设立“交易公店”，对粮食实行“公卖”，也就是由政府掌握一定的粮食资源，以平价销售给经过审核的住户。后来，“交易公店”销售的商品不仅仅限于粮食，而是扩充到所有的日用百货，以及土特产品，销售的网点也扩展到下辖各县的大市镇。

　　这个“公店”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统购统销。但因为“公店”资金充裕，运输方便，货物价格公道，品种齐全，竟成为建设新赣南的“财神庙”。“交易公店”的设置，使得赣南地区，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尤为特别。

　　在实施了教育和商业计划之后。紧接着，另一项对普通民众有着极强吸引力的措施出台了，那就是“扶植自耕农计划”。

　　1940年秋，上犹县广田乡突然来了10多名公署人员。他们下乡之后，就忙着登记户口，丈量土地。周边农户先是惊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蒋专员”派来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

　　广田乡辖区内的这个“示范区”范围有3个保，23个甲，大约230户，1150人。工作组先是将土地按照优劣评为九级，然后由多方组成的地价评定委员会评定合理地价。示范区内，原有佃农租种的土地，不论面积，一律归佃户所有，佃农只需签订一张按照地价评定的借据，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则用贷款付给原有地主。由于价格比较低廉，此政策立刻获得佃农支持，有些佃农本应三年归还的地价金，一年左右就全部还清。郭世铿曾在“新赣南”时期担任过广田乡经济干事，家中有6口人，“乘领了8亩土地”，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除了自己食用，还有一些剩余，可挑到街上去卖，这在以前是少有的。”

　　在赣南，蒋经国一共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此外，蒋经国还在农村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安远县有个地主，外号“丁老虎”，私人拥有100人的武装，控制了全村。蒋经国听到投诉，立刻派人没收了“丁老虎”的武装，并将他送到“新人学校”进行教育受训。

　　“红色”赣南

　　1943年，《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来到赣南，他到了四华山矿区采访，“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己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为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通过中国最好报纸的最好记者，“新赣南”的一角就这样引发全国的瞩目。不但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就连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一切。《纽约时报》记者爱特金森在参观过赣南后，对蒋经国的作为大加赞赏，“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的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在外界，“三年计划”让蒋经国留下了中国最具实干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而在赣南本地，蒋经国推行的“星期四接待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当地一家农户的独子被征兵，蒋经国派人追寻上千里，将人带回，从而赢得了“蒋青天”的声誉。

　　正是在“三年计划”的巨大效应之下，蒋经国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赣南将在此期间重点推行城市建设和发展重工业。他在一次会议上不无憧憬地提到，“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连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这样的蓝图，让蒋经国通过建设赣南而改变江西，通过改变江西而影响全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也就是此时，各种各样的不满、猜忌、怀疑之音也纷纷涌现。

　　一次，蒋经国和上犹县长王继春出去视察，无意中听到几个挑夫坐在一起议论，“倘使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装电话，修马路，造学校，这都是洋人干的事情，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情做。”蒋经国追问说，“你们不要蒋经国在这里，那么又要谁这这里。”此时却无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说，底层民众的抱怨多是出于不理解，很容易消除的话，那么反对革新的党内保守派别对蒋经国的打击才是致命的。蒋经国要求干部必须接触民众的作风，被描述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交易公店被是认为“管制经济”，“三年计划”则是纯粹的“苏联模式”，而整个建设新赣南的努力，则是完完整整的“赤化”。“蒋经国就是地道的共产党。”外界的舆论风潮越来越公开地指责他。

　　偃旗息鼓

　　指责蒋经国是共产党，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国民党内部，蒋经国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1938年3月29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蒋介石断言:“我们的党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在全国党代表的面前公开指责整个“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至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不仅如此，各级党部“工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门化”，而党员们则是“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这个刚刚改组19年，获得政权10年的政党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蒋经国面对的，显然不是个别的舆论风暴，而是这样一个陷入泥淖的政党。自他归国之时，就一心想凭借自己个人的不懈努力来改变这些。他尽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非常朴素的状态，以摆脱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要员的一般印象。他创办各种干部培训班，以训练符合自己要求的组织者。他近乎苛刻的让自己和下属都保持经济上的廉洁。他努力想通过工业、农业的建设成绩，来为自己改造赣南，改造整个环境来换取时间。

　　但这些努力，依然没有能够逃脱环境对他的束缚。1943年12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计划”刚开始实施，重庆政府新的任命书到达了赣南，蒋经国“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尽管仍然兼任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但这一任命显然是为了调离而做的准备。

　　果然，随后不久，蒋经国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长期住在重庆。赣南的任职，成为了真正的兼职。1945年2月，日军攻占赣州，在进城前一刻，蒋经国乘机离开赣南，6月正式卸任。“新赣南”建设数年间所积累的成就，随之付诸东流。

　　“翻版”赣南

　　1949年1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父亲隐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此时，共产党胜利在望，并在这一天接管了北平。

　　在日记中，蒋经国没有说新制度和旧制度到底是什么。30多年后，伊利诺大学教授历史系教授易劳逸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国民党人从未创造出一个感受到民众需求的，能够实行他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

　　事实上，从1928年国民党初建政权开始，党内的改革势力就一直试图努力修复这个政党的制度和政策漏洞。但是一元独裁的领导模式、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府、军队强权的构架，压制了所有改革的努力。

　　23年后，也就是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在随后举行的首次院会上，蒋经国用“今天愿意用平凡、平淡、平实三句话奉告各位先生，并共同勉力。”的话作为开场白。由于蒋介石的健康原因，蒋经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台湾的“一把手”，再也没有赣南施政时期的左右掣肘之感。

　　此时的蒋经国，历经了“赣南新政”的流产，“上海打虎”的失败，初到台湾的困窘，已经在政坛上沉浮了30多年，早已不是当年刚刚归国时，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国家的热血青年，而是历经磨砺，处事沉稳的政治人物。

　　但这一番开场白，还是能让人回想起赣南时期的蓬勃岁月。不仅仅是开场白，在紧接下来的施政措施中，蒋经国惩治公务员贪腐，指示加速农村建设，减轻农民负担，推行以交通运输为主干的“十大建设”，都让联想起“赣南新政”。而此前，国民党已经在台湾按照“赣南模式”推行了土地改革。

　　1988年，蒋经国去世，去世前，他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而这是他在“赣南新政”中所没有的内容。

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