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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看台︱反分裂国家法的“统一双轨制”
华夏经纬网   2020-05-26 09: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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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飞龙

       2020年两会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涉台论述中没有提及“和平统一”,而是以“反对台独,促进统一”作为基调。这一措辞变化引发各界猜测与不同的解释。事实上,总理的论述在法理上并没有超出既定的制度和政策,只是根据两岸关系的现实挑战提出了本就存在于我国涉台法律中的既定原则。2005年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了两岸统一的“双轨制”,即和平统一与非和平统一,其中“和平统一”是优先选项但不是唯一选项。两岸完全统一是最高宪制目标,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统一”是目的,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只是手段,应当以“目的”统摄“手段”,而不能以“手段”捆绑和反噬“目的”。这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

       两岸统一的“非和平”预期受到中美关系质变及美台勾结升级的结构性影响与塑造。在中美关系结构性恶化而美国立法与行政当局之“一个中国”立场快速倒退的挑战下,未来美国涉台立法极限突破与两岸关系直接对抗风险必然不断加大:其一,美国涉台立法的下一步基本会聚焦“安全”议题,推动通过《台湾安全法》相关法案,接管台湾防卫事务,极限挑战“一个中国”底线并涉嫌触发《反分裂国家法》非和平措施的适用条件,这是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最危险的政治游戏,美国国会是否可能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来自我约束,仍需观察;其二,民进党“台独”势力对外无节制出卖“台湾自主权”与根本利益以换取国际政治博弈空间和“台独”机缘利益,对内则实行严厉的“绿色戒严”法制,以“国安五法”修订案及“反渗透法”对两岸和平交往加以破坏,对“九二共识”及统派加以“专政”,同时利用“香港反修例运动”抹黑“一国两制”,对抗“两制”台湾方案的和平、理性、有序展开,全力推行“去中国化”的内外政策,造成和平统一机会窗口基本关闭;其三,在民进党政治打压、法律惩罚与本土民意压力下,也包括美国的政治控制与诱导下,作为“九二共识”与两岸和平统一路线“同路人”的国民党及泛蓝阵营中的“统派”日益边缘化,国民党新生代的本土主义、割据主义、亲美主义、去中主义从暗流涌动渐趋公开合流,导致岛内统派的政治支点飘忽不定,甚至出现了机会主义政客为追求利益和生存而“极端绿化”的政治表白竞赛。 

       在此挑战下,我们应当回溯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的“统一双轨制”,从中寻求完成两岸统一的辩证原理和机制,对非和平方式进行认真研究和准备。从这部法律的逻辑体系来看,反分裂预设了统一的存在性以及实现主权与治权“完全统一”的制度理性。两岸主权本就统一,这在中国宪法与国际法上并无异议。两岸统一因此被界定为“完全统一”,就是治权与政府的统一,是政治名实的完全相符。从“主权统一”经由“治权统一”而达到“完全统一”,是这部法律的基本法理线索,也是十九大报告与习近平“1·2”讲话的主旨逻辑所在。但2005—2020年的两岸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使得“和平统一”由主流模式蜕变为非主流模式,而“非和平统一”则成为两岸完全统一越来越无法回避甚至需要积极正面思考和准备的理性选项。

       这就出现了《反分裂国家法》实施重心的转移需求:从和平方式转向非和平方式。从宪法与《反分裂国家法》的整体法律逻辑来看,完全统一是高于维持现状式和平的两岸关系最高宪制原则。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非和平统一”,其中的“统一”都是目的,而“和平”或“非和平”只是手段。手段的工具合理性需要根据时势条件加以衡量,在2005年立法时相关条件或许仍然偏向于和平方式,但在2020年的两岸关系严峻挑战下,条件指向已经发生变化。这种条件变化,不仅在大陆出现了“武统论”持续走强的声音,在岛内统派中亦激发重要回响,比如新党主席郁慕民期盼非和平方式条件下大陆能够尽快完成既定任务,最大化减少台湾民众痛苦。郁主席所在的新党也是第一个率先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希望回应大陆倡议而开启两岸和平统一协商进程的。然而,和平善愿遭到民进党当局不断严厉化的政治打压和法律制裁,岛内向往和追求和平统一的合法性空间基本消失。

       其实郁主席的诉求在《反分裂国家法》中是有规定的。在这部法律颁布实施15周年之际,我们不妨重温曾经只是作为“备胎”方案的非和平路径,即《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

       第一,  非和平方式启动的3种条件,具备其一即可:1)“‘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2)“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3)“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这里的启动情形显然包括所谓法理台独、公投独立、外部势力干预以及两岸统一久拖不决等情形,大陆对此具有单方面的解释权、判断权和行动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