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介侯)，于嘉庆甲子年(1804)在家乡武威养病。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 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拆开碑亭前面所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象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张澍认定碑后一定有文字，又令拆除后面封砖，果然见到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

　　稍后，清道光七年（1827）初尚龄所著《吉金所见录》一书中，引用清朝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除有不少西夏年号的汉文钱外，还有所谓“梵字钱”。他把梵字钱上得文字和《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阳文字对照后，知道所谓“梵宇钱”即为西夏文钱。

　　张澍和刘青园两位学者的发现，并未很快引起中外专家的注意。特别是西方学者，到十九世纪末才真正解决辨认西夏文的问题，而在此之前，英、法诸国学者竟为识别西夏文字打了二十多年的笔墨官司。

　　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修建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六种文字，至十九世纪中期尚有—种不能识别。1870年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为“女真文字”。十二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不识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的女真文宴台碑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经过十三年，即1895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不敢决断。直至1898年他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距张澍所识公诸于世也已有六十多年了。

　　本世纪初，法国人毛里斯(M．G．Morlsse)发表了《西夏语言和文字的解读》一文，这是对得自我国的三卷泥金字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研究成果。他识出了不少西夏字，并注意到西夏宾语在前、动词在后的语法顺序，指出西夏语和藏语语法有相似的现象，还找出了一些西夏语虚字。毛氏的研究进展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的，受到学术界的好评。然而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毛氏的成功大半得力于一位中国学者。原来此经的第一卷第一页不象其他页那样以绀纸书写，而是以白色纸抄写，在西夏字的右方已有工整秀丽的汉字注释。这样看来，在毛氏之前已有中国学者试通其文，由于此人的精心研究并获得成效，才使毛里斯有思考的锁钥，循此继进，取得更新的成果。此人是何许人呢?据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考证，他就是清末涉猎过西夏文的鹤龄。西夏文成为死文字后，此人可推为第一个取得较大研究成果的人。（史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