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西夏陵与唐宋陵的比较   

      八号陵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和唐宋大建筑群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是一致的。从单个建筑看，八号陵也和唐陵一样，有阙、碑亭、神墙、献殿、角楼、灵台等主要建筑，内城四面辟门或建阙楼，墓道，灵台布置在中轴线的偏西北，和唐桥陵，乾陵相同。从南神门址看，和唐桥陵“原来可能是过殿式的门”，没有多大差别。八号陵的灵台基部外表，神墙内外壁的墙面等处原来都有一层赭红色的墙皮，和桥陵“陵园墙面原系朱色”的情形也相合。八号陵的斜坡形墓道和顺陵“墓道为斜坡形，与一般唐墓斜坡墓道无多大差别”也相同。
      墓室虽然遭到破坏，但中室的后壁西北角还保留有一段有弧度的残壁，东配室除西壁外；其余三壁还保存，呈现为一穹隆式顶的方形土室形状。根据这些残痕，可以对八号陵原来的墓室作出是土洞墓穹隆顶的判断。这种形制，和汉唐流行的土洞墓形制相同，和党项贵族建国之前赵保吉“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的原始葬俗迥然不同，这种变化，应是汉族封建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些足以说明西夏帝陵形制和唐代帝陵形制是基本一致的。西夏帝陵“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宋陵继承唐代制面即是墓室，西夏陵灵台却在墓室后部十余米处，不具灵台封土作用，也是很特殊的。从墓室形制看，墓道敷设木椽，用圆木或木板封闭甬道门，周壁敷设护墙板，而不用砖砌,和唐宋一般墓葬相比也有不同。由此可见，西夏贵族的葬俗，除其基本方面仿照汉族风俗外，还保留着党项民族的某些固有特点及受到其他民族如契丹族葬俗的某些影响。

      第二，墓主和年代

      陵园地面或墓室出土的文物，都没有直接说明墓主是谁的材料。但地表上有大量的西夏及汉文碑文，从这些碑文中所反映的材料，可以作一些分析。我们对西夏文部分碑文已作了一些初步考释，材料以后发表，现仅就汉文残碑材料谈一点意见。在汉文残碑中有一块上面有“齐王以孺慕”五字。按《西夏书事》记载：“遵顼…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主”、“夏皇建二年(1211年)秋七月，齐王遵顼立，改元光定”。八号陵为帝陵形制，李遵顼父亲不可能以帝陵安葬，这条碑文可说明八号陵的墓主可能就是李遵顼。另外一块汉文残碑有“降虞舜”三字，可能借虞舜来比喻李遵顼的圣明，或者借虞舜禅位的故事歌颂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遵顼自号上皇，传位于其子的事情。灵台前西侧土堆中出土的一枚光定元宝，是李遵顼时所铸。前面已提到，这个土堆是早年墓被挖掘时从墓室搬运泥土而堆积起来的，因而这枚货币和前面介绍过的金带饰都可能是墓室内随葬品。此外，八号陵的右前方300多米处有一座属于八号陵的陪葬墓，在清理这个墓的西碑亭废址时，出土有汉文“破会州”碑残片。按《金史》记载：西夏攻会州一为贞祜年初，一为兴定二年，但都未攻陷，只是到了兴定四年(1220年)八月，才攻陷会州，四年以后，即光定二年冬(1223年)，会州又为金人收复。除此之外，《金史》中再没有有关西夏攻会州的记载。这座陪葬墓的主人既然和攻会州有关，又是作为八号陵的陪葬墓，所以“破会州’的碑文为判定八号陵墓主的年代又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
      因此，我们认为八号陵应是西夏第八代皇帝李遵顼的墓葬。李遵顼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四十九岁时，即嘉定四年(1211年)即皇帝位，卒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因而八号陵的年代可推断为公元12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