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报导，针对五二○之后“新政府”的党政协调机制，层峰（高层）方面将成立“国政”小组，由新“总统”马英九亲自担任召集人，采不定期的方式邀集“阁揆”、党主席、“立法院长”等党政高层参与研商重要“国是”，并有意透过这个小组做为平台，形成党政高层的决策共识。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这个党政运作的新模式，能不能塑造一种新的治理典范呢？讲实在话，我们此刻宁可采取保留的态度，静观这个模式未来会怎么运作！

　　与昔日情况做个简单的对比，即可知道这个即将开展的运作模式，确实是在启动一个全新的时代。与八年前国民党“执政”的年代相比，“国政”领袖将不再兼任政党领袖，这使得一元化的权力中心即刻间转化为多元的中心；再与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的年代相比，国民党所拥有的是一个过半多数的“总统”，以及超过三分之二“安全多数”的“立法院”，这种“一党独大”的超稳定结构，不仅具备了民进党期盼八年都得不到的条件，更享有连旧国民党都比不上的民意正当性。因而可想而知，其所可能面对的形势，恐怕是内部矛盾远远超过“朝野”的矛盾。 

　　社论说，尝试想想这样的组合：一位由七百多万选民支持出来的绝对多数“总统”，一个正准备积极任事的“行政院”，一个自认辅选有功的中央党部，一个实质逼近四分之三多数的“立院”“执政党”党团，再加上各据山头的百里侯在内，要拼装出一个运转顺畅的权力机制根本不可能。这其间既有的平台包括“执政党”中常会、“行政院”院会、政策协调会等，如今在这之上还要再加上一个由“总统”召集的“国政小组”，用常识推想即可知，要让这些“府院党政”“国会”等多个权力中心有效运作，要耗费掉多少“协调成本”！ 

　　换言之，一切的老问题都存在。尽管准“总统”马英九表明他将退居第二线，但大概没人相信他会只想做一个“虚位总统”，形势上恐怕也不容许他这样做；“行政院”刘兆玄院长为了拚政绩，摆明了将会以强势“阁揆”的姿态运作，而居绝对多数的国民党“立院”党团，也绝不可能仅以扮演一个“橡皮图章”为满足，行政与立法间的较劲，又让党的机制有了操作空间，但中央党部并不一定拥有协调的能耐，于是民进党“执政”年代的什么“七人小组”、“十二人小组”就大复活了。马在未来的时日势必得经常跳到第一线介入协调。我们甚至可以预期，这个打算不定期召开的“国政小组会议”，最后一定逐渐变成“定期召开”，马英九就算不想沾锅，大概也不可能。

　　也可以说，所谓的“党政协调机制”会变成一个议题，正是台湾目前这种相当特殊的“宪政”体制，再加上外造的列宁式政党结构所造成的。它在运作上很难从现成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找到类似经验加以参照。而过去几十年的运作经验也显示，这种有台湾特色的党政运作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其实非常多，除了前述的“协调成本”过多外，它最经常出现的后果，就是往往造成体制外、非正式的操作，经常凌驾体制内、正式的制度运作。民进党会相继闹出那么多的弊案，不正是肇因于此吗？ 

　　社论认为，以马英九与国民党目前所拥有的条件，其实是拥有了绝佳的历史机会，可以逐步透过有效作为，摆脱这种繁复“党政运作机制”的纠缠。当然“修宪”的成本实在太大，门槛也实在太高，我们建议不妨先从若干成本较小的政治改革工程做起。包括首先，如果马英九确定不想再兼任党主席，那么就干脆回归“总统”在“宪政”上的崇高角色，只在重大政策上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即可；其次，在党产陆续完成处分后，逐步虚拟化党的角色，将其完全转化成纯粹的选举机器；第三，逐步建立起“立法委员”的资深制与专业制，并以其问政绩效与廉洁与否做为后续提名的依据；第四，逐步落实“行政院”随“立法院”改选后总辞的“宪政”惯例，让行政对立法负责的机制能够扣得更紧。这些作为要达成其实并不困难，关键仅在于要不要实践而已。 

　　要知道，就算能规划出再完美的“党政运作模式”，目的也在于其能否制定出好的政策，达成好的治理，并不是要让各据山头的势力藉以进行角力与分赃。如今历史既然给了国民党好的机会，国民党可别再轻易糟蹋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