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蒋介石在“四·一二”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之后，明令各省不得办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改名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后又改为军官教导团。1935年被迫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1938年按黄埔军校系列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
截至194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前后共办19期，培训学生2万多人，其中华侨学生500多人，朝鲜籍学生30多人，越南籍学生60多人，缅甸籍学生20多人。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应邀援助建校，首批派出的教官刘耀扬、叶剑英、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等人前往任教，他们分别担任步、骑、炮、工兵四大兵种科长，同时派出一批带枪械的教官协助办学。
这些教官到黄埔军校发挥了模范作用。林振雄后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生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曾任讲武堂兼职教员的国民党要员何应钦，也从上海赶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总教官。
云南陆军讲武堂自创办以来，对学员实行刻苦训练，严格管理。《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特别规定：“总办(校长)必须对训育之得失，军风纪之弛张，后勤及内务之良否，均以身在其责。”对监督、提调、科长以及教官也作了明确具体的职责规定，要求他们“奉公守法，自为模范，力任其责”，并对他们实行“精选良师以从教，给予高薪以养廉”的方针，教官的月薪是白银100两，科长以上高达120两。
由于学校实行严格管理，学员每早从凌晨5点起床训练到每晚9点方可入睡，每日三餐后稍事休息即投入“课堂理论，操场演习战”训练，甚至夜间也开展不定时操练。尽管军事训练格外艰苦，由于各级教官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专心教学而无贪污腐化行为，每期学员都自觉刻苦训练，学习及军训成绩优良。
这种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的“三严”制度，军人养成“服从命令为天职”，“应、对、进、退”均合规矩，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公卖，严禁扰民害民。
在护国、护法和抗战时，滇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主动当向导、抬担架，单食壶浆夹道迎。有两个例子做佐证：第一件是一个名叫常绍群的老人，今年已97岁高龄，上世纪20年代曾是讲武堂学员。有一次他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因算账一事与店主打了起来，这店主哪是讲武堂军人的对手，几下被打得鼻青脸肿。
事后，店主憋着一肚子气告到讲武堂，常绍群险些被开除学籍，只因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求情检查，被痛打20军棍关一个月禁闭才回队训练，这充分说明讲武堂军纪严明。
第二件是在护国战争的叙(永)、泸(州)战役中，工兵连长胡岳奉命率部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顽敌，全连官兵壮烈牺牲，阵地巍然不动，寸土未失。战后打扫战场发现，全体阵亡官兵着装、子弹带、绑腿、军风扣和平时操场训练一样符合规定，可见讲武堂学员及其指挥素质之过硬。
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的条件要求也是很高的，除复训军官外，报考生必需具备高中毕业资格，入校后兼学文、理各科，学制三年。当时，这所陆军讲武堂在国人眼中，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法国圣希尔等军校齐名。一位法国观察家1921年在《香港时报》发表评论说：“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如著名的‘上海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滇军视死如归打出了国威、军威。”
帅星闪耀，名将辈出
1909年末，李根源继任讲武堂总办后，一改高尔登承袭旧式武备学堂陈规陋习，学校面目焕然一新。当时留学日本的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顾品珍等进步学生，已在东京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滇越铁路通车那天，李根源不顾清廷禁令，带领讲武堂学生赶到昆明塘子巷火车站，他们高唱《云南男儿歌》，抗议法帝国主义强行修筑滇越铁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