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这是近代伟大的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对道教的评价。武当山悠久的历史与道教关系极为密切。据《图经》载“武当，神仙窟宅，自黄老设教，神仙至人栖之者众”。自周朝至东汉末期，武当山已是修仙炼丹家和隐士的向往之地。著名的隐士炼丹者有尹喜、尹轨、戴孟、马明生、阳长生等。东汉末道教诞生后，武当山逐步成为我国道教活动的主要场所。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到武当山修道者明显增多。其中著名的有谢允、徐子平、刘怀道、刘虬、诸葛亮等。武当山已有“太和”、“仙室”等富有道教色彩的名称。唐朝统治者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扶持尊宗道教，使之成为三教之首。唐太民李世民令武当节度使姚简奉旨敕建五龙祠，首开武当山皇家敕建祠庙之先河。姚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道士。据史载，唐代著名的“药王”孙思邈、“八仙之一”吕洞宾均曾在武当山修道。吕洞宾的诗文《题太和山》至今仍留在武当山南岩宫中。

    宋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奉为“社稷家神”、“佑圣”等，并在武当山设观堂，建五龙观，、紫霄宫等观庙祀奉真武，使武当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诸帝把武当山作为皇家“告天祝寿”的重要道场加以庇护和扶植，使武当道教组织发展迅速，时有“九宫八观”、堂、庵、庙等七十余处，基本奠定了武当山道教建筑的格局，但在元末毁于兵焚。

    明代是武当道教鼎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授武当山道士邱玄靖为嘉仪大夫，太常寺卿，并遣高道多次请武当道士张三丰入朝为官。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报答神贶”，派二十余万军民匠夫，耗费巨资，先后在武当山建成宫观祠庙33处，1800余间；石桥40多座，石磴道100多里。明朝还先后加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玄岳太和山”、“治世玄岳”，使它的地位高于“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成为“天下第一名山”，明朝的“皇室家庙”。朝廷还在全国钦选400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当山为道，又从中钦选23名德高望重的道士，授为正六品提点，具体管理各大宫观。明朝皇帝直接统治武当道场，历代都遣内臣和藩臣提督武当山一切事务，直接对皇室负责。明王朝为扶植和管理武当道教，曾先后颁降圣旨敕诰300多道，御制碑文近百通，并将武当道士作为皇室御用神职人员供养。到嘉靖时，武当山全山计有各类宫、观、庵、堂、岩、庙、祠、阁、亭400余处，20000多间，共有道官、道众、军队、工匠一万余人。《大岳赋》中有“踵磨石穿，声号山裂”的描写，足见当时的繁荣景象。

    明代的武当山是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圣山”，是全国道教活动交流的中心。武当山作为明朝的“朝庭家庙”，其主要功用有三：一是为皇室设醮祈福祝寿；二是为皇帝写符箓；三是为皇室进贡仙品。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克均州，焚烧镇守武当山的太监提督府，从而结束了明皇室对武当道教长达二百多年的直接统治局面，武当道教鼎盛时期结束。清代统治者偏奉佛教，武当道教因此衰落。但在民间，道教组织并未解散，各地信士到武当山进香活动仍十分兴盛。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数百道众在武当山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并成立了武当山道教协会，使道教活动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道协还先后出版了《武当道教史略》、《黄帝内经十二脉经》、《仙山武当》、《名胜精典一一武当山》、《武当山神韵》(VCD)等书辑和光碟，成功举办了“中国武当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了同国内外道教组织的交流，把武当道教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来源：中国功夫·国际频道·